今年7月，静安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宋某涉嫌合同诈骗案，最高检第五评议组赴现场开展听庭评议。
静安区检察院走访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。
静安区检察院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。
部分保险公司针对“高净值”人群推出高额保费险种，而其中设置的高额佣金机制却被不良从业者异化为非法敛财的工具。以某十年期年金险为例，首期保费100万元，销售佣金达首期保费的81%至89%，20年期重疾险佣金更是高达95%至150%，滋生了“高额返佣+短期退保”的套利模式，形成内外勾结的隐蔽黑产链条，严重侵害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，也对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安全构成威胁。
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明确“加快建设金融强国”“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”，同时要求“全面加强金融监管，强化央地监管协同，丰富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，构建风险防范化解体系，保障金融稳健运行”。
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以高质效检察履职精准打击上述新型金融犯罪，在办理一起“高返佣”合同诈骗案件中依法介入，提出引导侦查意见，同时开展穿透核查，揭开“高返佣”保险黑产运作真相。经该院提起公诉，今年9月，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主犯宋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，因其作案时处于缓刑考验期，撤销缓刑后数罪并罚，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并处罚金35万元，责令被告人将违法所得退赔被害单位。其余6名涉案人员被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不等，适用缓刑，各并处罚金。
10月29日，该院制发检察建议，督促保险行业相关公司完善佣金制度、健全内部治理、加强日常监管，同时联合行业协会搭建共治平台，从源头遏制金融黑产滋生蔓延，为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筑牢司法屏障。
短期退保套取高额佣金
保险中介犯罪团伙落网
2023年7月，上海A保险经纪公司（下称“A公司”）向静安公安分局报案，称宋某在承包其Z市分公司业务期间，代销的C保险公司（下称“C公司”）重疾险、年金险出现大量短期退保，C公司据此索赔2000万元，A公司怀疑宋某侵占公司钱款。
经查，2020年4月，C公司与总部位于上海的A公司签订协议，约定由A公司代理销售C公司的年金险、重疾险等产品，A公司从中收取佣金；若遇保单短期大量退保，A公司需向C公司支付补偿金。同年7月，宋某承包A公司Z市分公司业务并自负盈亏，每年缴纳固定管理费。2023年1月，Z市分公司注销。
公安机关经侦查发现，涉案两款产品的佣金或佣金加退保保单现金价值远超首期保费，一旦短期退保将赚取可观差价。宋某安排他人虚假投保后迅速退保，通过赚取差价非法牟利，案件呈现“内外勾结、链条隐蔽、手段复杂”特征。2024年8月和12月，公安机关先后抓获宋某等7人。
“这就是行业潜规则，怎么就成犯罪了？”到案后，宋某始终辩解其操作“合情合理”。
鉴于案情复杂，静安区检察院应邀依法介入该案。办案检察官梳理案情时发现，该案虽由A公司报案，但宋某的行为未造成A公司财产损失，真正受损方为C公司。经查，宋某通过安排他人虚假投保，让C公司误将虚假业务当作真实业务并支付高额佣金，其本质侵犯的是C公司的财产权益。其在合同履行中以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财物，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。
厘清罪责
揭开黑产运作套路
随着侦查深入，一条“中介牵线+投保人配合+高额返佣+短期退保”的黑产团伙犯罪链条逐渐清晰——
宋某利用承包经营A公司Z市分公司业务的便利，以承诺“高额返佣”“保本付息”为诱饵，不仅直接发展熟人投保，还招募仇某、季某等人担任“经销商”发展更多投保人。他们在明知投保人无真实投保意愿、无长期续保能力的情况下，采取由投保人自筹资金、推荐保单贷等方式募集资金垫付首期保费，安排多人投保年金险、重疾险，待投保一个月至一年内保单生效拿到佣金后，按约定给投保人返佣并引导投保人短期退保获取保单现金价值，以此牟取不法利益。
例如，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，宋某以返还首期保费70%左右的高回报为诱饵，引诱同学邱某参与投保。邱某投入了61万余元购入相关年金险、重疾险。一年后邱某退保，获得26万余元的退保保单现金价值，宋某获取佣金56万余元，扣除给邱某的返佣，其仍有非法获利，这单交易直接造成保险公司实际损失20余万元。
此外，在宋某等人的指导下，高额返佣经由投保人众多亲友账户流转完成，进一步增加了资金核查难度。据此，办案检察官从罪名认定、证据固定、资金穿透核查等方面引导侦查，逐步揭开黑产运作完整套路；同时，要求侦查人员进一步查清犯罪嫌疑人的涉案金额、资金走向、涉案“保单贷”等情况，以及异常退保保单占A公司Z市分公司的经营额比重，以此确定宋某系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。
2024年9月和今年1月，公安机关先后以宋某、仇某、季某、韦某、邱某等7人涉嫌合同诈骗罪，将案件移送静安区检察院审查逮捕。
该案犯罪金额如何确定？办案检察官经多次研讨，认为应参考适用“两高两部”《关于办理“套路贷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中“被告人实际给付被害人的本金数额，不计入犯罪数额”的规定，合同诈骗的金额认定需要扣除交付给保险公司的首期保费金额，按照保险公司的实际损失来计算，即“合同诈骗金额=保险佣金+保单现金价值-首期保费”。
“该案涉案人员众多，内部分工明确，必须精准区分每个人的罪责，既不能遗漏犯罪，也不能扩大打击范围。”办案检察官通过审查保险和保险经纪合同条款、佣金支付流程、资金流向等，结合司法审计结果，根据上述标准逐一核实，最终认定宋某、仇某、季某、韦某、邱某等7人分别骗取保险公司几百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。
经审查查明，在宋某承包经营期间，A公司Z市分公司的合法业务占比极小，系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。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》规定，该案不以单位犯罪论处，视为个人犯罪。2024年9月和今年1月，静安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先后对宋某、仇某、季某、韦某等6人批准逮捕，对情节较轻、仅参与投保退保的邱某作出不捕决定。
听庭评议“沉浸式”普法
强化风险防范意识
今年2月至6月，静安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合同诈骗罪陆续对宋某、仇某、季某、韦某、邱某等7人提起公诉。
7月，静安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宋某涉嫌合同诈骗案，最高检第五评议组赴现场开展听庭评议，部分上海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、上海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、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人员、人民监督员等共同观摩庭审，参与听庭评议。
庭审中，公诉人通过多媒体示证，清晰还原犯罪全貌：2020年10月至2022年5月，宋某以返佣、保本付息为诱饵，直接或通过仇某、季某发展18名投保人，共计投保28份保单，投保金额1763万余元，退保金额774万余元，获取佣金1573万余元，造成C公司实际损失584万余元。
针对辩护律师提出的“宋某非主犯”“产品本身有漏洞”等罪轻辩解，公诉人当庭予以驳斥：宋某作为分公司负责人，是犯罪的发起者、组织者，核心返佣行为的实施者，当属主犯；高比例佣金旨在激励真实业务，其主动骗保与产品设计无直接因果关系。
在法庭教育下，宋某当庭认罪认罚。法院经审理采纳检察机关意见，于9月依法对被告人宋某作出上述判决。
最高检第五评议组在庭审后的听庭评议会上，围绕“保险行业风险防控”展开评议和研讨，充分肯定检察官的庭审表现。“庭审为保险中介行业警惕退保黑产危害、增强风险防范敲响了警钟。”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秘书长助理马弋锝深有感触地说。上海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张剑认为检察机关在罪名区分、金额认定等方面为行政执法提供了宝贵借鉴。
做好“后半篇文章”
构建金融共治新格局
为最大限度挽回损失，静安区检察院加强与公安机关协作，多次向宋某、仇某、季某、韦某等人及其家属释法说理，督促退赃退赔。截至目前，被告人已退缴违法所得共计400余万元。检察机关还将持续跟进剩余款项追缴工作，切实降低被害企业损失。
10月29日，静安区检察院针对办案中发现的保险行业风险防控薄弱环节，向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送达行业治理检察建议，建议其指导设计科学合理的产品佣金规则、健全销售管控审查机制、严格中介人员准入审核与教育管理、依托保单信息大数据监管系统构建行业风险预警机制，从制度层面筑牢风险防控屏障。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，迅速研究部署整改工作，逐条逐项推动落实。
针对案件暴露的保险从业人员资质审查不严、佣金设置不合理、经营管理不规范、合同履行缺乏过程监管等问题，静安区检察院于11月14日分别向C公司、A公司制发检察建议，建议C公司进一步优化佣金激励机制与产品设计、完善投保人资质核查和续保能力的实质性审查、加强对保险中介的系统性过程管理；建议A公司加强保险经纪从业人员资质审查、健全分公司经营管理体系、细化合同履行全流程监管举措等。目前，两家公司正结合检察建议，稳步推进各项整改工作。
在案件办理过程中，静安区检察院还依托大数据模型构建“数据研判—风险预警—行业治理”监督闭环，联合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、区工商联起草《新入职保险销售人员从业刑事风险防范告知书》，定期选派检察官深入保险企业开展普法，并参与“清朗浦江·2025”保险“沪”航网络生态治理活动，针对非法金融中介违规执业、违法代理退保等领域开展精准普法。
